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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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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夫人康克清在《奶奶对爷爷的深切怀念》上的回忆中记载了这样的细节：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他，也难以理解。有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顾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朱德批斗会记录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那些“随声附和”的人又是谁？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