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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张奚若先生教授政治思想史，指定的必读参考书里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后来在历史所，还有年轻人问，你们那时候看得到《共产党宣言》吗？我说我就读过。他问，不是不许读吗？我说大街上是不公开卖，但是图书馆看得到。那时候学校有点像是独立王国，不受外界干扰。作为学术，都可以探讨。

灵子：前些日子，一个关于清华的热点是悬而未决的“抄袭事件”，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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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是不是抄袭我不知道，但这可以审查嘛。是抄袭，当然给他处分，如果不是，等于给他“平反”。现在对于抄袭，好像往往是这么解决，说是“不规范”，不叫作弊。北大有位教授翻译了一本书，然后把译文里面八万字整个加到他的著作里，作为自己的著作。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这个问题，我们的领导也有责任，因为没有摸索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来评定水平。现在过分重视数字，所以抄袭也不足为怪。学校规定一个研究生一年要发几篇论文，这一点我不赞成，这等于让他们想办法凑论文，凑不成就拿钱买版面，给人家送广告。不能这么干。

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照这么说牛顿根本不用评了。而且万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们的规定他十七年都评不上。爱因斯坦晚年要搞统一场论，结果没有成功，但他仍是第一流的学者。放在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就行不通。

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等于转到一个新的轨道上来，可是还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的办法。

到底是为什么出现了一场“文革”

灵子：没有摸索出办法，是因为时间还太短吗？

何兆武：按说也不短了，三十多年了还走不出来？抗日战争的时候北大清华也不过三十几年的寿命嘛。你看那时候曹禺写《雷雨》，就是做学生时在图书馆里写的。现在的学生不太可能了。如果写小说、剧本，就是不务正业。

还有一个问题很奇怪。许多人新中国成立前产量很多，解放后都不见了，不光曹禺一个人。比如何其芳，作家，出了好几本书，很轰动，解放后不见了，大概是去搞政治了。还有范长江，有名的记者，北大没毕业就轰动全国，解放后也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其实他挺有才的，为什么不让他写了？是不让他写了，还是他不写了？（如果是）他不写了也要问：为什么不写了？

何其芳后来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整天挨斗，为什么不能叫他发挥特长呢？我那时在河南下干校三年，文学所的人也都去了，俞平伯、钱锺书，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下去干什么？后来叫钱锺书去送信，整天背个包到处走。我心想这个活儿你找个中学生就可以干嘛，为什么不叫他随便写点东西呢？俞平伯更不行了，七十多岁，下去就叫他搓麻绳，我觉得有点浪费人才。你叫他在北京随便做点什么，研究点红学，总有益处吧。

尤其对燕京大学的陆志韦，是带点惩罚性质的。他那时候八十岁了，下去以后样子非常惨，穿得破破烂烂，左手拿一个棍子，走路颤颤巍巍，右手拿一个饭碗去打饭，看上去就像乞丐。一个八十岁的人了，我觉得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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