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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遗体处理的方法一直是历史上未解之谜之一。也是因为斯大林的遗体处理方式，让赫鲁晓夫成为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最坏的一个人。究竟失态是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的，赫鲁晓夫又是否有什么苦衷。当年赫鲁晓夫为何想将斯大林遗体送到北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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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后，便不可遏制地一步步走向恶化。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祝国庆10周年。赫鲁晓夫在来北京前刚刚参加过美苏戴维营会议。此前，中印边境出现流血冲突，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以中间人的口吻呼吁双方和平解决。苏联不顾自己盟友的利益拉拢印度，却要中国服从它的利益，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愤慨。

　　赫鲁晓夫到达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与苏共领导人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发生了激烈争吵。据当事者称，当时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不打算履行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议(6月间只是称“暂缓”)，毛泽东只是平淡地回答：“那也好，由我们自己来干。”

　　这时中苏之间出现争吵，关键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刚刚访问美国实行了关系“缓和”，因此要求中国也要服从这一苏联外交的需要，在周边也要相应地实行缓和，对美国和印度都不能强调斗争。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买账，严厉批评苏联的妥协政策违反了马列主义，并加上“半修正主义”之称(当时中共讲修正主义还是指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则用更难听的语言讽刺中共领导是“好斗的公鸡”。

　　过去中苏两国关系好时，谁都不提历史遗留的两国边界问题，而一旦出现争吵，过去的老账便难免会搬出来。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即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出访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便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表现出对中国可能重提历史旧账的满腹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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